我的箱底儿里还有五斤全国粮票儿，那是我大学时的一个老师送给我的，她想让我带回家给家里买点食用油，是没舍得买还是没钱买，我已经不记得了，却耽搁了下来，成为了历史永远的见证。
在计划经济时代，似乎一切都是按计划生活的，表现在形式上，那就是商品买卖要凭票儿，记忆里最初的“票儿”是布票儿、棉花票儿、和白糖票儿。
买不起成衣，衣服都是自己买布做的，买布要凭布票儿，没有布票儿，即使你有钱也不卖给你（虽然那时候钱也没有）。每人每年能分得几尺布票儿是个定值，而且一律是棉布，淘气的孩子，裤子穿不上三个月就漏了窟窿；庄稼叶子锋利如刀，人拉肩扛，棉布抵御不住绳子、扁担的擦磨，衣服也破得快。没有更多的布票儿去买布，就只好补，因此，膝盖、屁股、肘弯、袖口、领子、肩膀常常打着补丁，甚至补丁摞补丁。没有颜色一致的碎布，也就只好找颜色接近的，实在连接近的也没有了，就只好五颜六色了。那时候，穿着打了不同颜色补丁的裤子、褂子，很是平常。
棉花票儿是专门用来买棉花的，大人小孩的斤数不一样，大人一年也分不上二斤，要想新买个棉袄的棉花，那就得全家总动员了。又买不起衬衣，棉袄、棉裤都是空荡荡的；土侵汗渍，棉花又都是绒很短的劣质棉，似乎那时候的冬天又特别冷，所以，童年的冬天都是瑟缩着的。那时候个矮的母亲经常理直气壮地叨咕一个顺口溜：“个高不算数，多穿二尺布，一样分棉花，你得穿薄棉裤”，高个子的父亲就只好笑了。
白糖票儿每年每户只有二斤，都是在过年之前发下来。我实在馋极了的时候母亲就挖一羹匙在一个搪瓷小碗里，我用一个更小的羹匙一点一点地送到嘴里，就能甜蜜好几天了。平时也能买到“光腚”的橘子瓣糖，但只有爷爷去供销社的时候才买几块，并且要算对他买了多少东西应该花多少钱后，才能吃到。大概很贵吧，父亲去供销社的时候从来不买。
改革开放后，不再是计划经济了，这些个票儿才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
然而，饭票儿是免不了的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在县城住宿，那是已经改革开放后的 1982年了。饭票儿是定量的，一天三顿饭，每顿撕一张，够吃不够吃的都是一张，当然，也可以一起撕两张，那下一顿就只好饿肚子。一周可以吃上一顿大米或白面这样的细粮，而父亲并没有给学校麦子或水稻，我们吃的是议价细粮。但并不是除此之外就没得吃了，钱宽裕的宽裕出去买面包，两毛钱一个，但很少有人买得起。
1984年我上了大学，吃上了商品粮。发的饭票儿就分粗粮和细粮了，用细粮票儿买馒头米饭便宜，用粗粮票儿就要翻倍加价，也是议价粮的性质。因此，细粮票儿用起来还是要分外仔细的，男同学基本不够用，所以，谈个女朋友起码可以得到馒头米饭上的支援。
那时候流通在市面上的粮票儿有两种，一种是地方粮票儿，一种是全国粮票儿，如果离开本省使用，就要兑换成全国粮票儿，但要找出部分差价，因为全国粮票儿除了能领出饭食外，还能从粮店兑换食用油，油水稀少的时代，全国粮票儿甚至代表着富有。
1988年我毕业了，才知道每月还能领到半斤肉票儿，凭票儿买肉，否则要拿高价。肉票儿一直持续到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。
结婚时丈夫从家里带过来一辆凤凰牌自行车，那是托人弄到票儿买的，因为没有弄到彩电、冰箱的票儿，直到市场发开了，才买到。
十年前一提起票，相信很多人想到的首先是车票，少数人还会想到机票，除此之外，可能就是戏票、球票、电影票什么的了，要是再跟他们说什么布票儿、棉花票儿、白糖票儿、粮票儿、自行车票儿、彩电票儿、冰箱票儿……，他们准以为是在讲笑话。
如今，再提票，大概很多人都会茫然，连钞票都电子化了，一部手机走世界，还要啥票啊，刷手机啥解决不？。
时代真是变化太快也太大了，三十几年的时间，转眼就成了笑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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